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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-24

用文学奥援生命的差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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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文学奥援生命的差异

卫城出版过去给读者的印象多半是非虚构书籍,且社会批判倾向强烈,少许的文学品项,如《长崎》、《黄鸟》、《哈德良回忆录》、《瘟疫与霍乱》、《阁楼里的佛》,不是销售欠佳,就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层面很重,甚至《哈德良回忆录》的知识硬度搞不好算是研究专着的变形。也因此2017年开始要以一年的时间出版二十六个字母的小说集时,很多人都问,为什幺卫城要做文学?或者,为什幺做台湾文学?

最近因为卫城出版的一本书,让这个问题也许变得容易回答。资深记者陈昭如延续特教学校性侵问题的《沉默》,写出探讨障碍者的爱与性的《幽黯国度》,书中第六章〈天使手记〉描述台湾2013年成立的手天使团体,针对各种障别且无分性别的障碍者朋友提供不收费的性服务,从手天使所服务过的个案,我们看到的是在障碍的阻拦下,对爱与性的欲望因为终其一生的可能匮乏而显得更加纯粹之人,是这种明知结局的追求令人心碎。在第六章的最后,作者写说,「了解障碍者的性,不仅是了解社会如何对待他们,更是研究社会如何定义『正常』与对待『差异』的起点。」

这个结尾让我联想起小说家胡淑雯在《字母会D:差异》当中的故事。胡淑雯描述一位手天使义工出勤的经验,却在AB两段,使用不同陈述方法描述同一件事,A是手天使跟朋友聊天转述,B像是已将经验改装完毕的文学作品,到底哪一个版本最有感觉?哪一个最具同理心?或者,A与B哪一个更可信?可以说B改编自A吗?或者,是凸显日常言谈中(A段)无法说明清楚的,就必须放到文学(B段)来谈?

这个故事当中,最令编辑印象深刻的不是性的部分,而是申请手天使服务的小马的贫穷。在A段,性义工与朋友对谈当中,鉅细靡遗地让读者知道,小马的薪水哪里来,多少钱,怎幺吃饭,但到了B段,小说描述小马的贫穷都是场景式的,比如一个连一把椅子都没有的房间,洗脸毛巾髒得像抹布的小马,当天却刻意穿了一条全新的红内裤,这些对比都如刻痕一般,正如小说最后,主述者说贫穷的气味似乎跟着她回家了,她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夜洗头髮,以洗去这个味道,然而味道才去,却又想起小马说「我好寂寞」的声音。

胡淑雯这篇作品处理了两种层次的差异,一个是障碍者与非障碍者遭逢的对视,一个是叙述形式的彼此差异,这个作品使我在想,当我们强调对差异的重视时,要如何同时保有一种共性的沟通与共享,因为在无数差异之中,并非要更彻底地创造不可沟通之物,而文学要问的正是,在如恆河沙数的差异之中,我们究竟位于何处,应该看见什幺?或许就是每一种差异,都有具体存在的生命。

在《字母LETTER:颜忠贤专辑》「黑之华」专栏中,胡培菱曾评论过童妮.摩里森的短篇作品〈宣叙曲〉(Recitatif)。摩里森掌握人性对种族肤色的偏见,以两个看不出黑白肤色女孩的成长经过,让读者不断陷入迷宫,到底哪个经验是黑人,哪个是白人?不论是胡淑雯还是摩里森,都提出了一种文学关于差异的起点的看法,这也是她们对陈昭如作品的隔空应答。而对卫城来说,这种从差异的起点去想像出的个人生命,可能就是社会倡议各说各话的时候,我们都可以予以承认的根基,也是我们分裂再分裂的当代生活里,最需要的文学奥援。所以为什幺做台湾文学呢?这就是编辑的初步回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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